选题一：移动直播

参考方向：移动直播技术升级、秀场直播模式分析、移动直播内容产业分析、传统媒体移动直播试水。2016是视频直播的元年，看看各大互联网公司、媒体在布局直播时的力度就知道了。直播实在是个太大的主题，虽然不能方方面面都进行研究，但你至少可以将关注点聚焦在某一具体领域，比如以《华盛顿邮报》为例分析媒体转型中的直播运用，再比如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的社交直播等等。

选题二：VR虚拟现实+内容

参考方向：数字媒体VR报道实践、VR纪录片的生产与分发、国内媒体VR新闻创新案例与应用前景。当今科技界聊的最多的话题，大概不是直播就是VR。VR真是一盘超大的棋，各个巨头纷纷入局，不管是VR硬件设备，还是VR内容生产似乎总有无穷的潜力等待挖掘，Facebook的小扎更是全力“押宝”VR。那你能研究些啥呢?数字化媒体如何运用VR进行多元化新闻报道呈现形式?VR内容生产的现状、前景与忧虑?更酷的同学是不是还可以学习美国大学生做个VR毕设?期待你们的脑洞!

选题三：资讯短视频

参考方向：国内短视频创业综述、青年用户短视频消费习惯调查、社交时代短视频的传播特征。有没有发现一夜之间，短视频火了，网红、垂直行业、社交巨头...入局者甚多。媒体人转型投身短视频内容创业，更让大家对短视频领域充满好奇。短视频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这么多媒体人将创业目标置于此?短视频是如何带来大规模流量的?互联网、媒体巨头又是如何布局短视频大棋的?……多看看相关研究，你或许会有更多灵感。

选题四：突发新闻报道

参考方向：外媒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报道突发、直播在突发报道中的作用、突发报道中的社交信源核实方法论。近几个月国际国内突发新闻不断，面对这样的突发新闻，媒体作何反应?如何报道?运用什么先进工具来提高报道效率?社交媒体如何聚合消息?发挥何种作用?成为“报道主力”后又对这个传播版图有着怎样的影响?……当下全新的传播环境中，这些都是值得走心研究的好问题。

选题五：IP价值

参考方向：媒体如何用IP思维打造新闻产品、特稿的IP变现之路、玄幻剧IP的营销与发行。将IP誉为当下互联网行业的掘金矿似乎也不为过。“IP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看看暑期档热播的各大电影、电视剧哪个不是IP改变的功劳?里约奥运只知道follow宁泽涛、泥石流，却没发现体育爱豆背后的巨大IP价值?布朗熊、可妮兔超可爱，可她们同属的LINE“帝国”却靠IP衍生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年轻人，看剧看奥运看电影玩的不亦乐乎时，可别错过值得研究的论文选题哦。

选题六：新闻编辑室“黑科技”

参考方向：外媒编辑室如何运用AI系统提升效率、聊天机器人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全球机器人写作发展综述。诸多媒体似乎一直在致力于新闻编辑室的工具改革，无论是《纽约时报》的数据分析系统Stela，英国智能内容服务软件Echobox，还是具有写稿、聊天功能的机器人，它们都在尝试提高编辑室的工作效率，最终实现传播效率的最大化。深入研究一下国内外媒体的编辑室工具改革，新闻业务小能手说不定就是你!

选题七：数据新闻

参考方向：媒体数字报道创新(以里约奥运报道为例)、社交传播环境下数据新闻的创新范式。

数字新闻仍是当前新闻报道的一个热门方向，从刚刚过去的里约奥运中便可看出端倪。《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NBC、BBC等一票大佬媒体都使出浑身解数在数字新闻上做足功课。对新闻实务感兴趣的童鞋不妨多多关注这个领域。

选题八：粉丝经济

参考方向：SNH48的粉丝经济模式研究、社交媒体在粉丝经济中的作用、粉丝研究：新型粉丝关系下的粉丝权力。随着现在以TFBOYS、SNH48为代表的各类男团、女团的崛起，粉丝经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粉丝权力如何将偶像团体推向名利的高点?偶像团体又怎样运用“粉丝经济”来稳固自己的根基?……这些或许都是值得你研究的问题。

选题九：网络综艺

参考方向：网络综艺与电视综艺的对比分析、网络综艺的营销之道(以《奇葩说》为例)、传统电视综艺节目的互联网+模式创新。近年来传播环境的改变催生各种传播内容、传播形态的转变，网综作为当下的一支娱乐力量借助移动互联网大势迅速崛起。网综领域似乎从来不缺新玩法，卖污、神后期等等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综术不断出现，冲击着我们的接纳能力。

选题十：媒体从业状况

参考方向：媒体人生存状况调查、海外数字媒体裁员背后的问题。关注媒体人从业状况的童鞋看过来!媒体转型的当下，当无冕之王的光环褪去，媒体人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他们过得还好吗?他们都在干嘛?媒体裁员已经从传统媒体蔓延到数字媒体了吗?这些令人揪心的问题，你或许可以通过对媒体人的量化研究与深入访谈入手。

摘要：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应该与学生实践中运用文学素养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研究改革，加强学生实践中的独立思考能力、分析鉴赏能力、口头表述和写作能力，培养综合能力突出的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新闻传播 复合型 人才培养 思考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给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新闻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目前，我国新闻院校平均每年有毕业生3.3万余人，但是从全国范围看，一方面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并不理想，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业所需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高校新闻教育应该如何改革创新，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应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所谓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指的是既有深厚的人文社科知识功底，又熟悉新闻采编业务，同时还能掌握现代化传播技能的现代新闻传播人才。对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学校而言，就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和一些职业技能证书所能反映得了的，它更强调实际的能力和精神。因此，我们在强调扩大专业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应同步加强培养学生能把这些知识在实践中运用出来的能力，“厚基础、宽口径、适应性强”不应该只停留在理论阶段，更应该是实践中的使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才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当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培养模式目标单一。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简单划一，比较偏重共性。从学生的培养计划、课程大纲、授课形式、训练模式以及考试方法等，都不难看出这种“统一”的烙印。由于过分地强调了教育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学生个性化的培养，加上部分课程又强调对口培养，缺乏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交叉和渗透，这样就造成了培养出的人才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特色和个性，更难以谈得上创造性。

培养方式僵化，创新能力不足。目前专业培养方式明显存在不足与缺陷，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当演员，学生当观众，注入式、满堂灌成为课堂教学的唯一方式。课程内容更新不够，研究性、前沿性东西不够，尤其是一些专业领域的热点、重点和尚存争议性和边缘的问题不能及时反映到专业教学的课程内容中，这样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创造能力不足，适应能力较差。

考核手段滞后，教学质量下降。我国目前高校教育质量管理决定了学生只要通过入学考试，经过规定的学习、考核以及论文答辩，一般都能顺利毕业，几乎没有被淘汰的。没有压力，就没有危机感，很容易滋长惰性，影响培养质量。当前教学中的考核手段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流于形式，考核制度的不完善，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才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应该接受关于新闻采访、编辑、写作、评论等各方面的训练，并且具有相对完整的新闻学方面的知识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工作要求。而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复合型人才，具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对各个领域的学科知识有广泛的了解，具有诸如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新闻学的专业知识。如何将基本的职业技能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实践训练的比例设置平衡而不顾此失彼，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清华大学翻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学院课程模板。在这个模板中，提出将所有课程分为三种类别：职业实践、新闻学研究和文理科课程。在三年制学士学位教育的课程设置里，第一年中20%的课程是职业实践，10%是新闻学研究，其余的70%是文理科课程；第二年的课程中，这三类的比例依次为40%、20%和40%；第三年中80%的课程为职业实践，20%为文理科课程。统计下来，三年制学士学位项目中三项的百分比分别是：职业实践47%、新闻学研究10%、文理科课程43%。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并不是学生学习的重点所在，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综合知识、进行新闻实践训练，才能建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胜任深度专业报道的要求。

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外，我们还要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的培养。新闻报道应该充分地反映社会民意和民主，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最基本的服务于公众的思想，担负起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公正的重任。新闻工作者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他们应该利用手中的笔充分地服务于社会。普利策曾撰文指出：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①因此我们不仅要传授给学生技能方面的知识，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开设新闻伦理学的相关知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们能够在走向工作岗位时承担起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

要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新闻事业关注的都是最新发生的事情，因此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不断学习、迅速占有最新知识的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媒体对传统新闻有了颠覆，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及时更新技术，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独特的判断，不断进行知识的更新和改进，从而适应新的媒体环境。我们在面对学生时，要注意提醒他们随时增强学习的敏感性，保持学习的动力。只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在脱离学校之后，才能够时时刻刻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时代动向，跟上时展的脚步。

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建议

课堂教学讲方法，教学方法要强调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教师可以把时间充分交给学生，在讲课之前把自己的教学大纲和课堂练习先告诉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提前做好准备；课堂上老师用较少的时间讲授理论，其余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讨论，尽量鼓励他们拓宽思路，多角度、全方位思考；而学生的发言可以计入成绩，讨论结束后要求学生在课下进行小结，尽量以成果的形式完成对这堂课的学习。这种教学方式强调的是一个学习过程，能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重视实践教学。长期以来，新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是实践教学，课堂上关于写作的技巧、语言的运用等专业课程，从教学方法上看还是要学生通过实践去掌握这些基本技能。但是如果这些实践性环节缺乏很好的组织、规划，就会流于形式。学校首先要有供学生实习的实践平台，如广播站、校内报纸、杂志，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可以开设内部论坛、微博、博客，让学生体会如何利用这些平台做好新闻传播工作，了解媒体传播每一个环节的运作流程，讨论如何借助媒体将信息更好地传播出去，站在受众和传媒人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媒体的特点。以笔者所在的院系为例，尽管实践教学还在初步探索中，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从大二开始，先由教师制定大概的方向，由学生分成小组，自由选择指导教师。学生和教师一同进行讨论，最后定下一个题目，由学生来做具体的工作。执行中，教师要定期组织学生开会，询问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及时和学生沟通，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最后用1到3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完成一部作品。这里教师的指导是贯穿始终的，要求具体、详细、具有可执行性，学生在教师的辅导下通过实践能够进一步理解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并增强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在实践中培养新闻职业道德。学生要尽可能地深入社会，去体验真正的生活，比如了解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到诸如农村、儿童福利院、单亲家庭中体验生活，教师应该引导他们不断开阔视野，积累社会经验，深入到与自己不同的环境中，学生才会有东西可写，有问题可思考，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写作的深度和广度。

综上所述，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其教育方法不能等同于传统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要有其特点。新闻教育中，专业技能是基础，没有扎实的专业技能，新闻教育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综合知识和学习能力是深化，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会有充分的发展后劲；实践训练是手段，离开实践教学只是纸上谈兵；职业道德是灵魂，这样培养出的新闻工作者才能承担起社会责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注 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美］：《“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参考文献

1.纽曼：《大学的理想》，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温儒敏：《关于现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中国大学教育》，2004（2）。

3.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摘要]品牌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们有记忆的能力。对于品牌及其核心价值的重要性，当前的研究多从其效用上来论述。而本文运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研究品牌传播长期效果的成因，探索消费者记忆与品牌传播的联系，绘制了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和长期时效柱状图，以深刻认识品牌核心价值的重要性，论述了必须具有核心价值的品牌才能够在消费者心中留下长期的深刻印象，并提出两个保持品牌传播长期有效性的原则。

[关键词]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记忆；品牌传播；品牌核心价值；长期有效性

一、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1.有效品牌传播。对于所有产生过市场效果的品牌传播活动，我们称之为有效品牌传播。本文以这类企业品牌传播为研究对象，不考虑具体的产品差异、营销技巧、美誉度等影响记忆的其他因素。

2.“某期”的有效品牌传播。若企业进行一次品牌传播主要体现在一个具体的广告宣传活动上，连续投放若干日为一个传播期，形成“某期”有效的品牌传播。

3.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Ebbinghaus，1850～1909)在研究人的记忆时经过反复实验，绘出了一条记忆的遗忘曲线，其横坐标表示回忆的时间间隔，纵坐标表示记忆保持程度。人们在记忆一个材料后间隔一段时间，对内容的记忆程度就越来越低，其遗忘规律是先快后慢，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群体规律。这个规律主要表明人们的一个记忆痕的衰退过程。在其痕迹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如果及时地重复，巩固这个痕迹，加深印象，那么高程度记忆的保持就会更长久。如果间隔时间长了，再次记忆就几乎等于完全重新学习。

图1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另外，实验通过对比记忆不同的材料，证明了比较容易记忆的是那些有意义的内容。人们对具有深刻含义的内容的记忆速度和保持程度远远高于对普通、单一名词的记忆。

4.“某期”的有效品牌传播遗忘曲线。现代经济社会市场竞争激烈，每个企业都将大量信息不断传送到消费者头脑中去。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假设某期品牌传播活动给消费者留下的记忆痕得到及时重复，且每次有效记忆都从同一高度开始消退，一段时间以后，总体上叠加形成这一段时期的记忆遗忘曲线，我们称之为“某期”的有效品牌传播遗忘曲线。

实际生活中，消费者的记忆产生于品牌有效传播过程中，品牌一旦开始传播就会逐渐产生消费者记忆并诱发其市场效应。本文假定消费者记忆在某期有效品牌传播完成之后才总体形成并开始遗忘，且不考虑消费者个体记忆差异。这样得到一个基本的有效记忆曲线。

二、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分析

1.有效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如图2所示)

图2有效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

(1)曲线(组)I，表示消费者每一次记忆该品牌时的遗忘曲线。假定每次记忆都从最高点A点开始衰退下降。

一次传播在消费者头脑中留下的记忆痕是极浅的。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及时重复效应，一个记忆痕在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如果及时地加以重复刺激，这个记忆将越来越深。经过一段时期的连续传播(一组遗忘曲线I)，每及时重复一次，遗忘曲线的纵轴水平位置就越高，即消费者记忆程度越深。

(2)“某期”有效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ABC)——曲线组I最终总体叠加形成了这一个时期的遗忘曲线Ⅱ，表示这段时期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一个完整的记忆保持过程。根据艾宾浩斯遗忘规律，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记忆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快后慢地越来越少。

(3)水平线MN为市场遗忘警戒线。表示当记忆保持度在MN水平线以下时，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已经遗忘了该品牌。当这期遗忘曲线Ⅱ逐渐下降，在B点穿过市场遗忘警戒线时，其对应的时间t1即为本期品牌传播的市场有效时限。

(4)一段时期以后，企业都会适时更新品牌和产品宣传。由于新的传播活动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将留给人们新的记忆，开始新一期有效品牌传播中的消费者遗忘曲线。

2.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

很多文章论述如何运用USP理论、名人效应等各种技巧来提高消费者的记忆保持，延长t1时间段，以使每一期的品牌传播生命期更长久和累计成本更低。这些技巧都有其实用性。然而，正是因为在采用了这种种充满效率的技巧之后，众多企业仍然要经常同样大力地重复建设一期期品牌，不断地付出高额或更高的传播费用，令企业更加感到迷惑却又难以自拔。

人们一般认为，按照记忆特点，即使曲线Ⅱ下穿市场遗忘警戒线，但是总应该在下一期的品牌传播中留下一部分记忆基础，下一次品牌传播就应该很容易。然而，很多情况下这些记忆基础很薄甚至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而下一期有效的品牌传播几乎仍是从零开始，更大量的广告费用投入到市场上，去维护不断下跌的销量和品牌影响力。其每一期有效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是完全独立的，即其品牌传播虽然有效，但却是短期的，不具备长期有效性。

虽然市场上多数企业都遇到上述的情况，但是却又存在少数另一种情况的企业。这部分企业在随后一期又一期有效的品牌传播中，有着很好的品牌基础，用较少的费用就能再次赢得消费者，或者用同样的传播费用能获得消费者更多更长久的记忆和认同。特别是一些国际著名品牌，在一期期的传播之后，渐渐有效地积累起了品牌资产，并利用这种品牌效应获取高附加值的销售收入。这说明其每期有效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其中包含的某一部分记忆能够延续下去，累积叠加在一起，产生另一个特别的长期有效的遗忘曲线，该遗忘曲线能够每次都兼容地叠加在下一期的品牌传播遗忘曲线上，即该品牌传播的效果具有长期有效性。

研究发现，这部分品牌传播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原因，在于每一时期的有效品牌传播内容中，含有能够在下一期传播活动中仍然存在并起作用的因素，即每一期品牌传播的内容都有一个不容易被消费者遗忘的共同要素。不论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只要这个共同要素始终存在，那么在每一期每一次的品牌传播中它就能够及时、反复地刺激消费者记忆。这样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一个极深的甚至永久的记忆。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同要素。很明显，根据艾宾浩斯的实验结果可知，这个要素并不是品牌名称这个单一的名词，而是该品牌所代表的深刻意义。

三、品牌核心价值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1.包含核心价值的某期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图3包含品牌核心价值的某期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

图3中，遗忘曲线I和Ⅱ如前所述，各为消费者对某一次和这一期品牌传播活动的记忆。

遗忘曲线I′，为某一次关于品牌核心价值的记忆曲线部分，包含在曲线I中。它是曲线I的一部分，即消费者对该品牌核心价值的记忆只是这次对整个品牌记忆的一部分。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则不会包含曲线I′。

同理，遗忘曲线Ⅱ′，即这一期关于品牌核心价值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包含在曲线Ⅱ中，是由每一次品牌核心价值的遗忘曲线I′总体叠加而成。它是这一期有效品牌传播遗忘曲线Ⅱ的一部分，表示其中消费者对该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记忆。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是不会形成曲线Ⅱ′的。

2.不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

该类品牌传播是指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其每次、每期的品牌传播也是有效的，所以遗忘曲线I和Ⅱ仍然不变，但是没有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遗忘曲线I′和Ⅱ′。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品牌核心价值，其每一期的品牌传播都相对独立，前后之间没有共同因素作为连续的记忆。所以，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多期)的品牌传播之后的某时刻，其总的消费者遗忘曲线Ⅲ，仍然只与最近某期的遗忘曲线Ⅱ基本一致。

图4在较长时期(多期)品牌传播后的某时刻，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遗忘曲线

图5在较长时期(多期)品牌传播后的某时刻，具有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遗忘曲线

3.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活动

意指具有核心价值的品牌的传播。在每次、每期的品牌传播中，品牌核心价值始终保持不变，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刺激消费者的记忆，长期积累下来的记忆保持越来越高，逐渐形成如图5所示的遗忘曲线Ⅲ′，即品牌核心价值自身的长期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所以，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多期)的品牌传播之后的某时刻，由于曲线Ⅲ′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这一时刻该品牌在消费者头脑中留下的总的遗忘曲线Ⅲ的水平位置。消费者对该品牌记忆的衰退程度减缓，其对应的品牌传播的市场有效时限t1也得到极大地延长。

比较图4和图5的遗忘曲线Ⅲ可知，具有长期有效性与否的企业品牌传播，在经过多个时期的有效传播之后，在消费者头脑中的记忆差别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其品牌的记忆保持程度和有效记忆时限的差距。

品牌传播遗忘曲线的市场有效时限t1，也标志着企业保持品牌的市场影响力的时间长短。如果能延长这个有效时限，则企业每单位时间的传播费用就能降低；纵轴所表示的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记忆保持，如果能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记忆水平上，加上足够的美誉度的支撑，该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就很高。其产品不但能够长期稳定地拥有一个较高的销售量，而且还能利用这种地位提高产品价格，带来高附加值的收入。显然，就长期而言，只有具有品牌核心价值的企业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益处。

因此，对于已经产生了市场效应的所有品牌传播中，还应考察其是否具有长期有效性，即品牌是否具有核心价值。确保其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对于企业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命。

4.品牌传播的长期时效柱状图

以上结果也可以用品牌传播的长期时效柱状图来表示，如图6所示：

AB——坚持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

AC——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

图6品牌传播的长期时效柱状图

各柱状的数字1、2、3…表示第几期的品牌传播；AB表示坚持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AC表示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本文假设每期传播达到的记忆程度相同以简化图形，即各个柱状图的高度相同。逐渐放大的区域ABC，表示在消费者心中逐渐积累的关于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记忆，即企业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存在与否的差别，亦即图5和图4中遗忘曲线Ⅲ的差别。

例如，经过一个较长时期(n期传播)之后，在投入相同广告费用的情况下，某时刻得到消费者的记忆程度BCD，即：缺乏品牌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程度为CD高度；始终坚持品牌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程度为BD高度，其中的BC段为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记忆程度。

四、如何坚持品牌的核心价值

由此可见，要使企业的品牌传播具有长期有效性，得到更高的回报，就必须坚持品牌的核心价值。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品牌核心价值的巨大作用，对于设定品牌核心价值毫无概念或观念模糊。部分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核心价值，却常常不能保持，其品牌规划未经深思熟虑，在传播实践中经常偏离品牌核心价值，大量浪费企业的资金。因此，很多企业尽管时常推出一些费用高昂、制作精美、创意十足的传播广告，仍然只能维持一个时期的效用。

由于品牌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们有记忆的能力，所以应当将品牌核心价值和影响长期记忆的事物紧密联系起来。一般来说，最能长期深刻影响人们记忆的是社会文明和文化价值等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集萃。当企业的品牌核心价值符合了人类社会的文化价值，再经过长期的传播，必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价值既有共通之处，也各有不同之处。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品牌就要使其核心价值符合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价值，不同国家的国内品牌其核心价值就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保障企业品牌核心价值的方法，就是准确确定符合相应社会文化价值的品牌核心价值，并在长期传播中不发生偏移。这需要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必须准确地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迈克·莫泽认为，可以采用一个简易可行的好方法来确定企业的品牌核心价值，即在清单上写下足够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如敬业、快乐、真诚、质量、家庭、健康等等，再与企业一一对应，寻找出其中最恰当的一两项。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错误地将某种文化或精神的载体当作核心价值。例如，酒文化只是作为表达个人或者民族的某些精神与追求的载体之一，作为企业品牌的核心价值，应该选用酒文化所表达或传颂的这种具体的精神和追求，而不是酒文化本身。

第二，品牌的核心价值一经确定就要长期坚持下去。时代在发展，市场在变化，产品要创新，品牌要防止老化，则品牌宣传诉求的主题和方式可以变化，但是品牌核心价值不可变。即使在因时而生的短期广告宣传中，也应尽力融合品牌的核心价值，一定要确保它们提高品牌知名度的努力都与它们的品牌核心价值定位密不可分。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传播费用，也只能产生短期的市场效用，甚至还可能引导企业品牌传播走上歧路。很多企业就曾因此不得不连续大幅度增加广告投入而导致企业利润不断下滑甚至亏损。只有长期一致地保持品牌核心价值，才能保证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产生和积累起真正的品牌资产。

参考文献：

[1]杨志良.记忆心理学(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描述和分析，就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等问题作了解答；并讨论了国内传播应当加强的地方，特别是加强合作研究。 ［关键词］ 研究课题 研究特点 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 结果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 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 180 46.9% 大陆 98 25.5% 非大陆 82 21.4% 非华人学者 136 35.4% 混合 35 9.1% 匿名 33 8.6% 总计 384 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 华人学者 非华人学者 混合 总计 新闻 41(58%) 24(34%) 6(8%) 71 广播电视 24(49%) 23(47%) 2(4%) 49 电影 16(39%) 22(54%) 3(7%) 41 广告 15(37.5%) 15(37.5%) 10(25%) 40 电讯 22(63%) (28.5%) 3(8.5%) 35 媒体 14(56%) 8(32%) 3(12%) 25 新技术与媒体 8(61.5%) 4(30，8%) 1(7.7%) 13 信息审查 2(16.7%) 10(83.3%) 0 12 新闻与传播教育 9(75%) 2(16.7%) 1(8.3) 12 政治传播 4 1 0 5 媒体与青年 2 0 3 5 公关 2 1 1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1 1 2 传播历史 1 0 0 1 媒体政策 0 1 0 1 传播理论 1 0 0 1 其他 19 14 1 34 总计 180 136 35 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 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 研究课题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Total % 新闻 2 5 8 11 12 3 10 12 5 6 1 75 19.5 广播电视 3 4 4 2 6 4 6 8 7 12 0 56 14.5 电讯 2 1 1 2 3 1 5 20 3 7 2 47 12.2 广告 0 3 1 1 4 3 2 8 9 10 3 44 11.4 电影 1 5 1 1 9 6 5 6 5 4 0 43 11.1 媒体 0 1 3 0 4 2 7 6 5 3 0 31 8.1 信息审查 0 0 2 0 1 4 1 1 2 2 2 15 3.9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0 0 2 1 3 4 3 1 14 3.6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1 1 0 2 1 0 2 0 1 0 9 政治传播 0 0 1 1 1 1 1 1 0 1 0 7 媒体与青年 0 0 0 0 2 2 0 0 0 1 0 7 公关 0 0 1 0 0 1 0 0 0 1 0 3 传播理论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传播历史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媒体政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其他 0 1 1 3 6 1 6 10 0 4 0 31 总计 9 21 25 21 50 32 44 77 40 56 9 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 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转贴于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 研究课题 报刊学报 亚洲广告与营销 亚洲传播 电讯政策 亚洲媒介 传播 新闻季刊 新闻 15 0 4 0 1 2 3 广播电视 3 0 2 0 3 1 0 广告 3 21 2 0 1 0 0 电影 0 0 0 0 1 0 0 电讯 0 0 0 4 0 0 0 媒体研究 2 0 0 1 0 2 0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2 0 0 0 信息审查 0 0 0 0 0 0 0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0 0 0 0 0 0 政治传播 3 0 0 0 0 0 0 媒体与青年 0 0 2 0 0 0 0 公关 0 2 0 0 0 0 0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传播历史 0 0 0 0 0 0 0 媒体政策 1 0 0 0 0 0 0 传播理论 0 0 0 0 0 0 0 其他 3 3 2 2 0 1 0 总计 30 26 12 9 6 6 3 三、 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 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 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Singapore: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mran Kaur， “Bibiographic Series.”In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 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 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亚洲广告与营销》(Asia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电讯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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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尼斯分析预测推荐。[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关键词】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研究热点

一、问题提出

互联网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迅猛发展，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数据，“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1]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也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片沃土。作为一门体育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学科，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新闻传播学，但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又表现出与母学科的不同。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市场份额”如何，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大数据、虚拟现实、全媒体等背景下有哪些核心问题，相比于体育类期刊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有何差异性体现，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以呈现我国2015-2017年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文献资料法。“学术研究领域所认可的核心期刊，其代表的是一个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重要的成就”。[2]本文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中的学术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时间截取2015至2017年，以“体育新闻”“体育新闻报道”等为关键词进行人工筛选，最终获取517篇研究文献。内容分析法。将已获取的数据导入SPSS软件，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各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分布情况，并进一步分析时间与发文量之间的相关性。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借助基于科学计量和数据可视化背景发展起来的CitespaceV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时区视图分析我国体育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

三、研究结果

（一）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分布情况

《新闻战线》刊发的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文献最多，占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的67.89%（N=351），其次是《青年记者》（10.25%）、《电视研究》（4.84%）、《传媒》（4.64%）、《新闻与写作》（2.51%）、《新闻爱好者》（2.51%）等以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为主的期刊。而由国内新闻传播院校主办的、侧重于学术探讨研究的CSSCI来源期刊，如《新闻与传播研究》（N=0）、《国际新闻界》（N=0）、《新闻大学》（N=3）、《现代传播》（N=9）却鲜有体育新闻传播类的研究成果，仅占比2.3%（合计N=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育新闻传播这一研究主题并未进入到国内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在年份与刊名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三年间国内各新闻传播类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呈现下降趋势。

（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题

将CNKI中的517篇研究文献导入CitespaceV可视化软件进行数据转换和除重处理，共获得513篇文献。根据研究目的，对时间切片TimeSlicing（From2015To2017，#YearsPerSlice1）、节点类型NodeType（Keyword）、数据抽取标准SelectionCriteria（Top30）、剪枝Pruning（Path-finder）等功能进行参数设置，最终绘制得到90个节点、14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37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如表2所示，关键词出现频次与其中心性并不呈现正比关系。当中心性大于等于0.1时，表明该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可见，“新媒体”是近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中心性最高（Centrality=0.50，以下简称“C”）的关键词，其次为体育文化（C=0.24），此外体育赛事的中心性虽然只有0.19，但其出现频次仅次于体育新闻，因此三者间接地呈现了近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焦点，即新媒体与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传播的相关研究。媒介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纸媒、电视和门户网站，到“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再到直播、视频、VR、机器人报道、数据可视化、H5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体育新闻新的报道格局，也为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建设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通过新媒介技术传播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及塑造国家形象，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关注点。此外，体育赛事也是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特别是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作为媒介事件的大型体育赛事，如何利用新兴传播媒介与赛事进行互动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选择聚类视图ClusterView，可绘制模块值Q=0.5764（0.3）、平均轮廓值S=0.6148（0.5）的显著、合理的聚类图谱。由表3可见共形成9个聚类，其中聚类号与聚类大小成反比。根据上述关键词共现频次和聚类图谱，可见三年来新闻传播类期刊中发表的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等三方面。

1、体育新闻报道研究

体育新闻是“大众传媒对体育运动进行及时的报道和传播，具有大众性、娱乐性、情感性、全球性等特点，不仅是吸引受众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类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取受众群体注意力的必要新闻品种和报道内容”。[3]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微博、微信、体育新闻APP等新媒体，当前“以新媒体为核心的体育新闻传播媒介新格局已经形成”。[4]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聚类0、1、2、3、8，在新闻实践中表现为奥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世界杯等单项赛事中的数据可视化报道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体育新闻数据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数据图形成为主体，数据新闻应用更加轻量化”[5]、“新闻中的数据与故事更适合当下的视觉阅读趋势，使受众收获更好的阅读体验”[6]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并推动着体育新闻传播学理层面的研究，如《融媒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与转型路向》等。此外，还体现在对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研究，如鞠峰认为“全面的新闻专业技术、具备与新媒体思维融合的专业态度、深厚的体育新闻专业知识和内外兼备的体育新闻专业能力是新媒体背景下对体育新闻人才的要求”[7]，而王湛卿从体育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认为“树立以国际化、复合型、个性化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以体育、新闻、外语、人文为合力的课程体系，打造以体育、新闻、学术、技能为中心的师资团队，搭建以政府、媒体、企事业单位、学校为一体的实习基地”[8]是当前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必要路径。

2、体育文化传播研究

“体育文化”和“体育文化传播”也是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主要包括聚类5和聚类6。现代体育的发展至今不过一个多世纪，因其本身具有的魅力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体育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正如英国学者大卫罗提出的，“体育、文化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它们总是无处不在地发生作用，以永动的断言和反断言的方式影响对方或被对方所影响”。[9]大众媒介已经成为当今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作为当下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的传播载体已经逐渐多元化，如体育赛事、运动品牌、体育明星、全民健身等等”，[10]而这些体育文化形态的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年来体育文化传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主要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的期刊，共有32篇。探讨的议题可分为三类：一是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问题，如《论微博在体育文化传播中的特征与作用》《新媒体促进体育文化发展路径探析》《体育文化传播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等；二是讨论新媒体对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作用与途径，如《新媒体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势传播》《论媒体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等；三是探析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作用，如《新媒体环境下的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传媒对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影响》等。

3、体育赛事传播研究

“体育赛事”是三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名第三的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出现次数虽靠后，但其中心性并不低（0.03）。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后，大型体育赛事如青奥会、亚运会、羽毛球世锦赛等在我国各大城市相继举办。媒介手段的介入让受众摆脱了特定空间的局限，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为体育赛事这一“媒介事件”的见证人，经历一种不在场的“现场体验”。因此，新媒体时代的体育赛事传播就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聚类4和聚类7，共有《门户网站大型体育赛事移动化传播逻辑创新》《微博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路径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微传播发展的局限与对策》《互联网思维下的电视体育赛事报道模式创新》等20余篇文章。除此之外，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的“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11]及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使得从法律角度等探讨体育赛事转播权备受关注，三年来的相关研究达15篇以上。其中，南京体育学院的李金宝连续三年发表了与此相关的文章，如《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认定的困境》《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三大关键议题》等。

（三）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在体育类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差异性体现

体育新闻传播作为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两门学科的交叉领域，其在两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表现不同。从上述分析可见，新闻传播类期刊是我国体育新闻业务方面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多以实践应用为研究点，在理论层面探讨的后劲稍显不足，仅有几篇从传播学、符号学等视角对体育现象进行研究，如《仪式传播视域下的NBA赛事电视传播》《体育奇观的生产与消费——以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例》等。而在体育类期刊中，体育新闻报道、体育文化传播以及体育赛事传播这三大热点主题更多地呈现了“理论+实践”的维度，即研究议题既与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体育文化建设等实际问题保持一致，又从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进行论证。此外，这种差异性还体现在体育类期刊中对中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梳理性总结，如《现状与未来:对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思考——基于2012—2015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机遇与挑战:国外体育新闻研究进展及其启示》等。

1利用科技新闻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

科技新闻传播在前沿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术期刊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融合已经成为了科技期刊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方式。对于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而言，他们除了要对一些拟在本刊发表的高质量科技论文进行关注的同时，也需要在科普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自2007年1月起，中国科协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的制度。从科技新闻的选题、组织和撰写等方面入手，对科技新闻编辑体系进行完善，可以让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1.1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突出科学价值

自主创新是科技期刊在科学知识传播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朱倩蓉等[1]以《中国药理学报》杂志为例，介绍了该刊所采取的创新模式，他们针对中药领域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和模仿性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等多个方面入手，推荐了一批具有研发性的新闻。标准化问题是中药研究领域的一大关键问题。《中国药理学报》与其他医学期刊所共同推出的与丹参制剂有关的新闻稿，就在对淡粉酸盐化合物活性研究问题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规模化、产业化的丹参多酚酸盐制备技术。该刊倡导自主创新、突出科学价值的举措十分值得我们科技期刊编辑同行们借鉴。

1.2与知名科研工作者保持良好沟通

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科研有助于研究生毕业、晋升、基金申报与结题，这些不需要过多考虑公众的因素，因此科学家缺乏向公众沟通科研成果的意识和动力[1]。同行评议制度是科技期刊新闻素材的原创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保障因素。在对科学新闻的作者进行选择的过程中，相关人员首先需要对科研论文经由中外同行评审以后所得到的评审结果进行关注，并要对作者相关领域所进行的研究进行关注，科研工作者在科技新闻的传播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借助科技新闻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科技新闻的编辑、出版人员也需要对一些有影响力的科研工作人员在中外期刊中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进行关注。

2对我国学术期刊的传播体系进行完善

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期刊的需求也表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在“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技期刊领域始终把握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进行强化的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行业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方面的报刊需求进行满足。在对主流刊物的舆论引导能力进行强化的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业还需要借助以下手段对我国科技期刊的传播体系进行完善。

2.1对从业人员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强化

作为传媒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编辑出版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对高级采编人才、管理经营策划人才很多专业化技术人才的培训工作进行强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团队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能力。从市场需求对科技期刊的影响来看，如果编辑人员在论文出版过程中未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调查，学术刊物就会出现不符合市场需求、刊物积压和发行量降低的问题。在对学术刊物的受众群体进行关注的基础上，对市场信息和读者的反馈信息进行有效收集，可以在论文作者、期刊编辑和读者之间构建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因而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对潜在的市场需求和读者需求进行充分关注，进而在对科技期刊的对外传播吸引力进行强化的基础上，对期刊的科学传播能力进行强化。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部门也需要构建一种以“编辑”“策划”和“经营”为核心的工作模式。

2.2对行业期刊联盟的运作机制进行完善

中国期刊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离不开中国近些年以来在文化出版，当然也包括期刊出版方面所开展的国际国内合作[2]。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构建，为出版集团与科技期刊编辑单位之间的战略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集团化建设是出版行业在新时期的主要发展趋势。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能力与出版行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未来一段时间，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也会成为科技期刊出版、发行机构的主要发展模式。目前中华医学会已经在对一些医学学术期刊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协同作战为主要特点的出版联合体[3]。科技期刊出版联合体可以在出版、印刷和广告发行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这就可以为不同科技期刊品牌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出版集团与期刊联盟之间的资源整合，可以让二者之间在产品生产、物资供应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协同性得到强化。二者之间的融合，可以在对科技期刊的经营成本进行降低的基础上，对它们的传播能力进行强化。

2.3利用国际合作加快传播能力建设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科技期刊也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展示我国科研成果的载体。中国科技期刊等国际化可以让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得到有效的提升。目前我国的学术市场具有相对良好的发展潜力，在一些国外出版商对我国学术市场表示关注以后，我国科技期刊可以在与外国出版商进行合作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传播能力。由于目前我国在期刊出版方面的法律制度尚未得到完善，因而我国的科技期刊在未来阶段仍然需要坚持自主发展的路线。在此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可以与外国出版商进行合作，对海外期刊的办刊经验进行吸收借鉴，进而在对自身的办刊理念进行提升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发行量进行提升。

3对科技期刊的网络传播能力进行优化

3.1对科技期刊的网络增值服务进行优化

科技期刊网站的构建，是科技期刊经营机构提升期刊传播能力的重要措施。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期刊的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也表现出了多层次性、定制性和差异性的特点。科技期刊所提供的以科研文献的目次、摘要（关键词）、全文等信息为主的基本服务形式已经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以期刊论文为核心，对服务项目进行拓展，是我国科技期刊网站所面对的一大重要问题。现阶段科技期刊的出版发行单位可以在设置用户交流社区、内容推介区和文献资料计量分析统计等模块进行建构的基础上，对信息内容的学术性进行强化。在对内容服务的高容量性、新颖性和实效性等特征进行强化的基础上，科技期刊网站的经营者也可以在对用户跟踪学科前沿信息的积极性进行调动，以便在增加用户体验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针对知网、万方等常用的期刊数据库，相关机构可以对数据库的使用费用进行降低，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些出论文下载以外的科学化的情报分析信息。

3.2对期刊网站的管理运营能力进行强化

科技期刊的网络传播涉及网络科技新闻的传播、科技论文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移动终端在电子期刊的传播等各种传播途径[4]。对于系统的运营管理人员而言，自身的管理能力的强化，也成为了促进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在期刊网站的管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需要积极参与到网站的内容组织工作之中，也需要对一些重点论文进行点评。在多样化的文章体裁和多指向性的超链接的影响下，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需要对相关的层级结构关系进行有效处理，并要借助契合的动静图像组合对科技期刊的生动性和活泼性进行提升。在相关网页构建以后，期刊发行机构需要对系统维护、数据维护和网页维护等问题进行关注。网站服务器和系统程序是系统维护工作中的关键内容。对网站服务器和系统程序等内容进行检查和更新，可以让这一系统处于安全的工作状态之中。数据维护涉及到了数据信息的导入、导出和数据信息的后台维护等多个问题。全面化的数据备份体系和数据恢复计划的构建，可以为期刊网站在突况下的运转提供保障。

4对数字化出版模式进行优化

4.1对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的自觉意识进行强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期刊的出版模式也成为了期刊自身传播能力的影响因素。数字化出版对传统出版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它引领着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并成为了科技期刊的发展主流[5]。科技期刊与多媒体资源的整合，可以在对传统的出版方式进行转变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针对数字化出版模式给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带来的影响。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人员需要在对自身视野进行拓展的基础上，对利用数字化建设加强科技期刊建设的意识进行提升，以便在对最优化的数字化的传播模式进行应用的基础上，对期刊的出版运营方式进行优化。为了让科技期刊的网络投稿平台和编辑交流平台得到优化，科技期刊的运营机构可以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协调的方式，对行业之间和单位之间的合作机制进行强化。随着数字化出版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出版、按需出版和数据库出版等数字化出版模式会在科技期刊的出版领域得到应用。

4.2构建统一化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平台

科技期刊出版业务在我国出版业务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营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和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科技期刊出版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现阶段是我国科技文化领域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在争取政府的专项资金扶持的基础上加快资源整合，成为了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的重要措施。根据前文论述，对多家科技期刊在资源、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进行整合，可以让相关单位对科技领域的专业化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挖掘，进而在对出版服务体系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产业规模进行扩展。在统一化的在线数字产品编辑出版营销平台构建以后，科技期刊的发行者可以对期刊的受众群体进行有效整合，也可以让文献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统一化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可以让科技期刊发行单位的整体实力得到强化。

4.3对多种形式的产品服务进行完善

在统一化的科技期刊数字平台构建以后，产品内容和服务形式已经成为了科技期刊发行机构所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特色服务体系和延伸服务体系的构建，可以让期刊发行机构从更多的渠道入手，为用户提供帮助，以便让读者借助计算机和数字电视等媒体对一些前沿技术进行了解。

5利用移动传播对科技期刊的信息服务能力进行强化

5.1利用公众号增强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

从科技期刊的发展实践来看，只有不断提升期刊信息化基础平台的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在推动期刊转型和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转换中的积极作用[6]。科技期刊与自媒体平台之间的结合，可以让移动平台在信息的持续传播过程中发挥持久效应，从而可以让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一些公众号中所推送的一些科研论文往往可以表现出阅读量大的特点。从公众号的合作形式来看，杂志社、专家与期刊发行机构的微信平台之间可以发挥出资源共享的作用。在一些实体学术会议中，微信平台可以通过现场互动、现场直播等方式，对学术会议中的新成果进行展示。

关键词 网络;危机传播;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21-0008-03

1 网络危机传播的理论范式和内涵界定研究

网络危机传播主要有个案研究、技巧研究和理论研究3种研究取向,最初的网络危机传播集中在个案研究上,技巧研究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慧芬副教授在《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中指出,“危机传播研究起源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它最初用以预测假设的政治形势,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并预测采取措施的价值”[2]。此后,西方学者开始了对危机传播的研究”。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吴小冰博士指出,“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多从管理学视角把危机传播当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研究专注于危机处理中的传播模式及策略”[3]。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胡白精则认为“近年来西方两大研究脉络―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形成了合流之势,特别是‘管理的观点’向‘传播的观点’靠拢”[4] 。

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网络这一现代的新型传媒技术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后,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网络―危机传播领域、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1.1危机与网络危机

对于网络危机,学者们首先从危机的概念进行了引入。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决策的事件”。

还有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在《大众传媒与美国社会》将危机理解为:“很多人的生命财产或者心灵安宁带来严重紧迫和严重威胁的自然的或者人为的事件”。

中国学者杜建刚则认为“涉及公共性财产、生命安全;形成区域性;突发性;高度威胁性―威胁到地域基本价值,如稳定和发展的”事件都可以归结为危机。

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从受危机影响的主体上区分,既包括组织、公司面临的范围有限的局部危机,也有社会民众面临的范围广大的公共危机。而对于网络危机,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危机涵盖在危机概念之下,是在网络上酝酿产生的危机或通过网络传播使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的情况,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1.2网络危机传播

在深具传播学知识背景的学者看来,危机传播不过是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运用传播学方法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费姆・邦茨 (Kathleen Feam―Banka),他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总结学者们的研究,在其2007年的学位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提出,“网络危机传播指的是利用网络媒介对危机事件进行控制的传播活动和采用的传播方法”[5]。

由于网络危机传播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学者们目前对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待于对其进行比较权威的界定。

2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网络媒介特点和功能研究

在网络传播特点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金进与洪瑾在《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优势与问题研究》中提出了网络危机传播的以下特点:面对灾难或危机事件反应迅速,传统媒体无法比拟;消息来源渠道多,草根报道发挥重要作用;互动性更强,信息更新速度更快;整合能力强、多形式全方位发挥影响力[6]。

学者汪晓霞在《传媒观察》刊发的论文《试析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的功能》中,指出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他引用新闻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网络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发展模式使得议程设置功能并没有被弱化减弱,网络媒体的“双刃性”性决定了它既是化解危机的利器,也是引发、扩散和文化危机的发源地[7]。

还有山东经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张光耀和高潇在《浅谈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和管理》中,从传播形态方面出发,把网络危机分为: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要素和干扰要素4种传播要素,并且指出这四种要素引发的各种问题构成了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8]。

综合起来,可以把以上学者们提出的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概括为:匿名性、速度快、波及广、破坏性强、不确定、难控制等特点。

在网络危机传播的优势方面,西北大学公共传播所的来向武和赵战花在《利用网络传播进行危机预警的优势与方式》从危机预警的角度对网络危机传播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网络的层级传播、多极多次的传播形式为有效监测发现危机信息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机会,也就是危机信息的传播由原来的“信息源――传统大众媒体”发展为“信息源――网络媒体――传统大众媒体”[9];按照危机传播的基本规律,我们还可以把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共同设置议题,形成舆论漩涡,更好的进行“社会预警”。

龚新琼应用“环境守望” 理论研究了网络媒介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指出,网络媒介和大众传媒一样也是“社会公器”,应坚持基本的职业操守,为民代言,强调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10]。

还有吉林大学的石颖在其硕士学问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认为网络危机传播具有:可以使权威信息快速传达;能降低组织的危机管理成本;能激发群体的正面作用3种功能。

3 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以及规制策略研究

3.1网络危机传播缺陷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自贡日报》的资深媒体人林琳在《金融经济》上刊文提出,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已经引起了网络媒体信用危机,并认为这种缺陷是“市场失灵”现象:首先,网络媒体报道危机事件时容易出现“网络暴民”现象;其次,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过度报道容易引起“二次伤害”;再次,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化使危机传播复杂性加大[11]。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林丹燕和任雯引用传播学原理中香农―韦弗的“数学传播模式”, 指出“危机传播过程中内外的各种障碍因素会形成对讯息的干扰,这对于社会传播过程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的胡白精教授在总结美国学者罗杰斯“大众传播理论” 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3F”假设(即危机传播由信息流、影响流、噪音流构成),从“噪音流”的角度提出网络危机传播噪音流的四种呈现形式:1)虚假信息;2)错误信息;3)不良信息;4)偏激信息[12] 。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则从传播学的“把关人”角度进行分析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较新颖的观点:首先,网络危机传播中“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其次,网络传播减少了管理主体的反应时间;再次,危机的网络传播具有群体效应。

还有学者如黄明胜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认识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他在《网络媒体的危机管理中》提出了网络传播制造危机的“十大杀手”:转移潮、受气包、英雄欲、泄私愤、恶搞风、攻击传播、反戈一击、文化冲突、谣言惑众以及民族情绪[13]。从消费者的对抗、企业竞争、国际品牌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网络媒体传播生发的企业危机。

从学者们以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具有双面性,受危机影响的主体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企业、组织等。

3.2网络危机传播应对策略研究

很多论文主要探讨那营利性组织面临危机时应该如何进行网络危机传播,一般采取案例研究方式,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学者探讨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时往往以政府和媒体研究为主,对另外一些组织的讨论比较少。

学者张厚远在《危机事件中网络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中,从人文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他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H1N1”流感报道为例指出,由于网络媒体更具有公共属性,在灾难面前,网络媒介更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价值尊严,更多的体现一种理性和责任,不要造成社会恐慌,体现人文关怀的大视野。[14]

四川《西贡日报》的媒体人林琳提出了规制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制策略:1)完善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媒体的风险成本;2)网络媒体监督部门加强监管力度和效率;3)公众要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和对网络媒体的监督意识;4)提高网络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如何调整的问题。钱B2007年《新闻知识》上刊文《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危机传播模式》指出,在网络时代危机传播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信息源更多的是政府、媒介与公众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过程,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还有的学者探讨了手机等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15] 。

总之,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从媒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研究,强调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4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

史安斌认为,危机公关同样是也是一个国家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在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尽管面临治管方面的困境,但同时也获得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公关时间段”,政府可以利用这种机会显示其责任[16]。

电子科技大学的杨军和张媛在《重庆工业学报》上刊发的论文《网络环境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新思路》中,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信息实时更新,及时最新消息,使公众尽早得到危机事件的最新进展;让受众把握一定的话语权,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危机对策,防止危机扩大的同时树立政府良好的外部形象[17]。

还有学者马艺等从形象传播的二维模型――认知度和美誉度对网络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形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政府形象传播的认知度呈上升趋势,而美誉度指标则因历史情况不同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可以通过二维矩阵模型进行调查,快速找到政府目前的传播区间,分析原因,调整制定政府形象传播措施[18]。

可见,学者们都是从危机管理的主题――政府本身,对政府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政府来说,危机事件既是其展示责任、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也是严重的挑战。

5 研究现状与结论

危机传播是一个边缘和交叉学科,网络危机传播同样涉及新闻传播学的很多议题。从学者们的论文当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基本上起源于2003年的“非典”之后 ,并且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新媒体角色和功能研究;网络危机传播中新媒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报道模式;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和管理策略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中鲜见较为成熟的实证和中外对比分析研究,相关理论体系的的建立和方法研究都还处在基础阶段,尤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理论时显得有些生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并富于针对性的危机传播理论以指导实践。

同时,鉴于高风险社会的来临,本领域以后研究的重点应有一部分放在对具体危机方法的研究上,为危机管理主体提供实用有效的网络危机传播范本。

参考文献

[1]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以及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8).

[2]刘慧芬.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9(3).

[3]阮樟琼.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危机传播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07(11).

[4]胡白精.危机传播管理[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5]石颖.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6]金进,洪瑾,郭抗抗.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优势与问题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3):104-108.

[7]汪晓霞.试析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的功能[J].传媒观察,2008,9.

[8]张光耀,高潇.浅谈网络中危机传播的特点和传播[J].科技信息,2009(1).

[9]来向武,赵战花.利用网络传播进行危机预警的优势与方式[J].今传媒,2010,3.

[10]龚新琼.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11]林琳.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缺陷和规制策略[J].金融经济,2009(1).

[12]林丹燕,任雯.噪音流:网络传播时代危机演化的助推器――以2008年中国主要危机事件为例.百科学术沙龙[J],2008.

[13]黄明胜.网络媒体的危机管理[J].国际公关,2008(1).

[14]张厚远.危机事件中网络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J].新闻 界,2009(5).

[15]钱B.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危机传播模式[J].新闻知识, 2007.

[16]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M].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

【关键词】媒介融合 全能型记者 核心能力

无论是在大众传播领域还是大众传播教育界，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当下一个热门话题。业态的发展需要相应的人才去支撑。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传播业界渴望两类人才，“一类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①我国的新闻传播院系只有少数几家设有媒介经营与管理专业，绝大部分只开设了几门相关的课程。教学内容和目标与实践相比都显得滞后，再加上媒介融合在业界也兴起不久，其发展规律和对人才的需求，都还没有在专业教育中得到体现。本文主要结合新闻采编人员展开。

全能型记者（有的叫全媒体记者）不仅要会采、会写，还会拍摄照片、制作视频、音频，会编辑整合各种信息，将一条新闻作多样化处理，为不同形态的媒体提供信息产品。多媒体整合传播策划与管理人才，必须精通各类媒介的特性，知道技术发展为传播提供的可能性，知道如何运用各种技术使传播内容得到更好的表现和获取最大收益。

我国的新闻传播院系通常是按照传播学、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有的把广告专业放在传播学名下）、编辑出版学设置专业。除了广告学，其它专业都主要以培养采编人员为主。而且专业的疆域分明，如新闻学的培养目标是为报刊培养记者和编辑，与此相应，专业的核心课程是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报刊编辑等，不开设数字音频技术、广播节目编辑与制作、电视编辑与制作这些课程，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也一样不开设报刊编辑之类的课程。媒介融合所要求的全媒体记者如果按照传统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显而易见是培养不出来的。可行的办法是改革――根据传播业界的发展对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进行改革。这就是“变”。死守传统的新闻人才培养体系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媒介融合现实，不能培养出符合传播实践需要的新闻教育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所以，“变”是必须的，关键是在哪些方面“变”。我认为以下两个方面迫切需要改革。

首先，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课程的设置是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设置什么样的课程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既然媒介融合要求全能记者和编辑，那么，课程的设置就必须体现“全能”性。如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除了传统的采写编评外，还应该设置手机媒体、网页制作、广播节目制作、电视编辑与制作、网络传播基础等课程。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也需要增加新闻学方面的课程，比如特别需要增加各类消息、通讯、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的写作课程，这是由于广播电视新闻运用声音和画面进行表达，学生在思维习惯上往往具有直观性、浅显化的特点，在思维的抽象性、深刻性上需要向以文字为表达符号的报刊新闻学习，否则让他们以文字为符号，遵循文字的线性思维方式，写作以深刻见长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时，会显得别扭。由于媒介融合大多以数字技术为平台（如平面媒体的网络化），因此，跟大众传播密切相关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新技术课程要多开设。

其次，要对实践教学（主要是实习）和实验室进行改革。

以往由于专业的界限比较分明，导致课程体系和教学要求也因为专业的不同而有差异，比如，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多选择去报纸和期刊等媒体实习，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多选择去电台和电视台实习。而媒介融合的现实却要求记者和编辑掌握多媒体，具备多种能力。要做到这些，在实习时，就必须要求学生分阶段在不同类型的媒体进行，比如二年级在报社，三年级在电台和电视台，四年级在网站和具有融合媒体平台的媒介集团。总之，在教学计划里，要体现这个要求。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新闻院系必须有意识地建立不同媒介类型的实习基地。另外，由于大多数新闻院系还没有媒介融合方面的课程，在实验教学上就没有这样的教学项目，实验室也就没有媒介融合方面的设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等少数院系有这样的实验室和媒介融合实验教学项目）。没有的，就要尽快建立（或与有融合媒体平台的媒体建立共建），设立多媒体传播的实验教学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介融合的理念和知识不仅仅停留在意识中，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动手能力。

需要明确的是，在业界，真正的全能记者和编辑是非常少的，一个融合媒体记者（或叫全能记者）在新闻现场既要文字采访、记录、写作，又要摄影、摄像、录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新闻信息稍纵即逝，容不得记者一个一个的换采访工具和采访方式。对于文字记者来说，他在采访时还能够兼顾的大致是录音和拍一些照片，再要去摄像就比较困难了。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在四年的时间里，其实无法把学生培养成样样精通的全能记者或编辑，而只能以一专为主，尽量多能。如果要求全能，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造成什么都是浅尝辄止，没有一门深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结果最多只能成为一名新闻技工。我国的全日制新闻本科院系并不以培养这样的新闻人才为目标，技术和学术兼备仍然是本科新闻教育的追求。无论媒介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闻教育对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面对媒介融合新闻教育的“不变”。有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不变”――李建伟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如何把握“融”这个度，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不管怎么融，学生应该有一种专业精神。金月成提出，在全媒体时代，如何从万变中找到不变以应万变？大融合媒体时代，是不是代表学生什么都要学？他认为这个不变就是“采”和“专”，采是广义的采写，专是专业性。刘笑盈表示，在当前实践热的教育背景下，我们应当有一种清醒。实践这东西很简单，三个月就会了，学不会的是知识，是理论。他认为，媒介的融合只是一种战略形势而不是本质，如何在变化的形势中挖掘并发展一种不变的本质，才是新闻教育者们要做的。②

那么，哪些是不变的呢？

这应该是新闻职业不同于其它职业的知识结构和技能，也就是从事新闻业必须具备的职业能力，它包括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将新闻信息进行编码制作成一个个由不同符号组成的新闻文本的能力、将这些文本传播到特定的对象以达到效果的最大化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在任何媒介生态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要求不变。

这种能力就是新闻敏感，是从事新闻采编必须具备的一种特殊的的能力。西方学者布伦特认为，新闻毕竟与法律、物理、历史有很大的不同，知识体系并非新闻的全部内容，判断能力才是新闻教育的核心所在。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的起点，没有对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大小的判断，就没有后面的采写和传播。无论传播环境如何改变，只要是新闻传播，这都是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因此对这种能力的培养无疑是新闻教育的重中之重，是不变的主题。

其次，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不会改变，保障这些要求的技能教育也不会改变。

新闻报道要真实、公正、平衡，这些要求在媒介融合时代也不会改变。需要注意在媒介融合中，不能让技术的进步冲击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比如，在任何条件下，扎实深入的采写作风都不能丢。“新技术与‘三贴近’本来并不矛盾，但是现在很多记者依赖电话和互联网采访，有的甚至养成网上来、网上去的惰性，靠粘贴、拼凑、剪辑来完成报道任务。新闻报道必须落实‘三贴近’，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却对三贴近形成挑战。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不可不变。但还有不可变的，就是坚持‘三深入’，落实‘三贴近’。”③

新技术并不必然影响“三贴近”，也不必然冲击新闻的真实、公正等，关键还是要扎实进行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对作为准记者和编辑的新闻专业大学生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当然，仅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理想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实践它的能力和技巧。比如，平衡报道就有一些特定的技巧，这些技巧在报刊新闻中可以用，在网络新闻中也可以用。把特定的素材写成符合传播要求的特定的文本，也是一项不变的任务，“无论技术如何改进，媒介如何融合，编辑和新闻专业人士无不认为，如何撰写好故事仍然是排在技能学习的首要位置，而且写作是新闻专业人士需要学习的最基本技能。”④因此，对新闻业务中的基本技能的教育也不因媒介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总之，保证新闻真实、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以新闻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职业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和道德的采写编评所必备的知识和能力，都是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教育不变的任务。这基本上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此外，尽量使学生丰富人文、自然各学科的知识素养，特别是通过哲学、逻辑学等学科的学习，形成扎实、深邃的思维能力，也是新闻教育不变的目标。

【本文是2011年度广州大学教研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和教育部“2+2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①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新闻战线》，2005（9）

②杨成杰、严功军，《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对策思考――2010年全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年会会议综述》，《新闻研究导刊》，2011（1）

③陈芳，《复杂环境下端正新闻观的意义与方法――专访中国记协党组书记、专项教育活动负责人翟惠生》，《中国记者》，2011（3）

④徐沁，《泛媒体时代的生存法则――论媒介融合》，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8：134